房陵文化中比較獨特的成分是詩經(jīng)文化，它是房陵文化的血脈。詩經(jīng)文化產(chǎn)生于西周，發(fā)育成熟期整整５００年。它的成熟標志就是《詩經(jīng)》的完成?！对娊?jīng)》是華夏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文字文學的源頭和基石。西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注重文化和文學的朝代，當時周室有“采詩”制度和“獻詩”制度，定期派人到民間采集詩歌，朝中公卿士大夫定期為天子獻詩。正是周室的這種文化制度，才使《詩經(jīng)》得以產(chǎn)生。被稱做“行人”或“遒人”的采風者，不僅在王畿采集，也到過今天的山西、河南、湖北和山東等地。西周王朝建都于西安南灃水東岸，湖北緊傍王畿，而房陵正與王畿接壤。這里的民間文化發(fā)育好，并且有“好歌”的傳統(tǒng)，于是就成了采詩人的理想之地。房陵屬召公南國疆域，《詩經(jīng)》中與房陵相關(guān)的民間詩歌，通常應在《詩經(jīng)》“風”的召南中。“風”在古代有“教”和“音”的含義，朱熹則更直接地把“風”定義為“民俗歌謠之詩”。由此不難看出房陵民間詩歌的功用和價值。房縣不僅是《詩經(jīng)》的采錄地，還是《詩經(jīng)》的采錄人、即為房縣人所世代景仰的尹吉甫的故鄉(xiāng)。尹吉甫是房縣青峰鎮(zhèn)人，房陵是他的故鄉(xiāng)，也是他的采邑，至今那里還有他的墓冢、墓碑和供奉他的寶堂寺。尹吉甫是周朝大臣，為周宣王所器重。“兮甲盤”有１３３字的銘文記載著他征伐獫狁和征收南淮夷貢賦的功績。《詩經(jīng)》中有贊頌他的詩章《六月》，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他曾為“行人”到房陵采詩，并有《大雅·烝民》、《大雅·崧高》和《大雅·韓奕》等詩著?？磥硭莻€有文韜武略的人。房陵原本就是有著好歌傳統(tǒng)的歌之鄉(xiāng)，宮廷派人到房陵采詩是對其好歌傳統(tǒng)的肯定和策勵。這種肯定和策勵使房陵的好歌傳統(tǒng)更加發(fā)揚，使房陵人上山有山歌，下田有田歌；農(nóng)時有勞動歌，素常有生活歌；娛樂有盤歌，愛戀有情歌；人生有歌迎，人死有歌送：歌成風、歌成俗?！对娊?jīng)》時代的歌謠，房縣人今天依然在傳唱，在２０世紀初葉，在民間喪葬祭祀活動中，還有童男童女唱《詩經(jīng)》的儀式。在今天的房縣，能唱千首民歌的人比比皆是，唱“四書五經(jīng)”、“增廣賢文”和歷史演義等“大本頭”的歌師，也難以計數(shù)。門古寺鎮(zhèn)有３萬人口，民間歌手有５０００多人，能唱千首民歌者有１２０多人。離開歷史文化背景，這是很難做出解釋的。最近學界有人提出《詩經(jīng)》為尹吉甫主編?！对娊?jīng)》大致編定的時間是在周景王元年，這已是在尹吉甫３００年之后的事情，尹吉甫主編《詩經(jīng)》不大可能，起碼我們今天看到的《詩經(jīng)》版本不是尹吉甫所編。雖然如此，學界對尹吉甫的重新關(guān)注，有利于掠去房陵文化的歷史浮塵，打開房陵文化被塵封的歷史窗口，有利于我們思考房陵的民歌為什么能夠這樣豐富，房陵的民歌和民謠對中華文明、對中國文學做出的是什么樣的貢獻，我們應該怎么確定房陵在中國文明史、文化史和文學史中的地位等等，這是一些在重新審視和研究房陵文化時所不可繞過的問題。
      在房陵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流放文化。房陵是我國年代最早、規(guī)模最大、歷史最長久的流放地。歷史上把房陵作為流放地的朝代最多，被流放到這里的人數(shù)最多，而且品級最高，僅史書上記載的流放到這里的帝王就有１４位。在中國的歷史上，河北的滄州、黑龍江的漠河、四川的巴州和黔州、以及新疆和海南等地，都是較為集中的流放地。但是，沒有哪一處能夠在上述幾個方面與房陵相比。自秦以來，房陵有數(shù)次大規(guī)模的流放活動。第一次是秦始皇親政的時候，長信侯嫪毐趁秦始皇剛剛親政起兵叛亂被處死，其眷屬和黨羽及門下食客、家僮等４０００多戶上萬人口被流放到房陵。接著是呂不韋被免職在蜀郡憂懼自殺后，其眷屬和黨羽及門下食客、家僮等一萬多戶數(shù)萬人被流放到房陵。第二次是西漢時期，劉邦的女婿張敖、濟川王劉明與濟東王劉彭離兩兄弟、清河王劉年和河間王劉元等被流放到房陵。第三次是唐朝，有梁王李忠、廣武王李承宏，還有廣為人知的廬陵王李顯等被貶謫房陵。第四次是五代兩宋時期，后梁刺史惠王朱友能、南宋周恭帝等帝王被貶謫房陵。我國人口在秦朝時只有幾千萬，西漢末期近６０００萬，唐朝僅５０００萬、宋朝僅４７００萬。房陵在這些朝代里人口之少是可想而知的，西漢時期約２萬；唐朝時房陵置郡轄４個縣，人口僅有７萬；宋朝時房陵置州轄兩個縣，人口不足５萬。如此之多的帝王，如此之多的人口被流放到房陵，這意味著什么？房陵流放地與中國歷史上其他流放地最大的差別、最大的不同，就是房陵流放地不僅是人口的流入和徙入，重要的是文化的介入和植入。流放文化對于本土文化來說是異質(zhì)文化，它所帶來的宮廷文化必然與本土文化發(fā)生融會和整合，這種融會和整合形成了新的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堪稱房陵文化的精華。還有一個最容易被史學家忽略的問題，這就是被流放的帝王將相并非都是王朝欲將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有些皇親國戚或親信黨羽犯了游戲規(guī)則，放在宮廷里礙眼，或者不貶不謫不足以維護王朝律令的尊嚴，宮廷就將他們流放到離國都并不很遠既荒僻又富庶的地方去。對于建都長安的王朝而言，房陵就是最理想的流放地，盆地地形，山高水險而土地卻很肥沃，被流放的人到了這里既跑不了也餓不死，適中的距離也便于朝廷監(jiān)視督察。這使殘酷的流放帶上了溫***彩。唐朝廬陵王李顯可算做一例。他被貶謫在房陵長達１４年之久，在這里臥薪嘗膽，筑城建宮，以圖東山再起。歷史上被貶謫在這里的帝王將相修宮建殿依然稱王者，遠不止廬陵王一人。于是就宮廷文化而言，房陵就成了不是陪都的陪都。這種“陪都文化”是房陵文化中最具獨特價值的成分。
      縱觀歷史，被宮廷流放到房陵的帝王，被流放帝王帶到房陵的宮廷文化，改變了房陵的社會形態(tài)和文化形態(tài)，提升了房陵在鄂西北地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房陵這個獨特的地域里，王與民的親和、宮廷文化與民間文化的融合、流放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整合，為中國的歷史書寫了獨特獨到的篇章。
      這一獨特獨到的歷史篇章，決定了房陵的文化中心位置。被這個“中心”的神農(nóng)文化、巴山文化、詩經(jīng)文化和流放文化等４種主要文化所輻射或覆蓋的地域，形成了房陵文化圈。房陵轄境在歷史上雖然并不恒定，但是幅員廣大，至今還有“千里房縣”之譽。它的大致范圍包括現(xiàn)在的房縣、竹山、竹溪、保康、鄖縣、神農(nóng)架和十堰市區(qū)等縣區(qū)。房陵文化圈的區(qū)域，基本上就是這個區(qū)域，相當于或稍大于現(xiàn)在的十堰市行政區(qū)劃，是比較完整的鄂西北地區(qū)。建立起房陵文化圈的理論，鄂西北各地域的許多文化現(xiàn)象，都可以在房陵文化中得到解釋。上個世紀８０年代，神農(nóng)架林區(qū)發(fā)現(xiàn)的《黑暗傳》引起學術(shù)界很大興趣?！逗诎祩鳌穼嶋H上是祭祀活動中歌師的唱詞，最近在房縣西蒿坪村又發(fā)現(xiàn)了與其相同的祭祀唱詞《待尸歌》和《盤根》。“待尸”喪葬習俗極有可能起源于假死現(xiàn)象，這種祭祀儀式就是待尸還陽，等待假死的人再活過來。因此在《待尸歌》的最后部分還有《還陽歌》。西蒿坪村有任姓兩兄弟，一個７０歲，一個６５歲，兄弟倆擅長唱書，專唱大本頭的。他們倆各有一部《待尸歌》唱本，一朝一代共有３６朝，唱詞比《黑暗傳》要流暢得多、口語化得多，韻律也規(guī)范工整，可以讓人感受到《詩經(jīng)》的遺風和韻致，這應該是歌師唱本的最原始版本。在封閉的大山里，宮廷里的東西民間歌師緣何能這么清楚？把這一現(xiàn)象放到房陵文化圈里考察，《待尸歌》和《盤根》以及《黑暗傳》極有可能就是流放文化的產(chǎn)物，是被流放到這里的宮廷里的人帶來的，或者宮廷里的人到了這里而產(chǎn)生出的祭祀方式。事實上這種祭祀方式和《待尸歌》也僅在鄂西北地區(qū)的喪葬習俗中才有，又恰在房陵文化圈內(nèi)。
      房陵文化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地域文化，有著地域文化學和文化生態(tài)學等多學科價值，也有著文化流動與積淀、異質(zhì)文化介入與植入、本土文化與異質(zhì)文化互動和吸納以及整合等多課題研究價值。房陵文化圈是大房陵文化，是研究房陵文化種種價值的文化地域?qū)用?，也是進行房陵文化與周邊文化比較研究、房陵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比較研究的文化地域?qū)用?。建立房陵文化圈的理論，界定房陵文化的圈層，才有對房陵文化達到全面認識和立體研究的可能。這是房陵文化圈建立的學術(shù)必要和全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