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鄧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日子

陳云校長

鄧發校長

鄧發在中央黨校的講課提綱

　　兩位校長的傳奇經歷

　　陳云和鄧發都是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是中國革命史上許多重要革命運動和歷史事件的參加者。他們同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在紅都瑞金開始共事，共同參加了中央蘇區的建設、二萬五千里長征和遵義會議。以后的經歷頗有戲劇性，無論是到共產國際匯報工作、為長征立傳、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還是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二人幾乎都是前后腳。

　　長征途中，1935年6月陳云受中共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近況，尤其是遵義會議的情況。鄧發1936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化名楊鼎華前往蘇聯，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后我黨和紅軍的情況。

　　1935年秋，陳云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工作期間，化名廉臣寫作《隨軍西行見聞錄》，假托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部隊軍醫之口，詳細介紹了他所經歷的長征。該文1936年3月連載于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巴黎《全民月刊》。

　　1936年6月，鄧發赴蘇聯途中經過西安，又受命護送斯諾到陜北訪問。回到陜北，他看到了巴黎《救國時報》（亦為中國共產黨主辦）上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隨即以化名楊定（鼎）華，寫了《雪山草地行軍記》和《從甘肅到陜西》兩篇文章，投給《救國時報》。文中佯稱自己是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隊無線電機務員，在紅軍中做無線電機務工作，詳細記述了紅軍長征后半段的經過。兩篇文章1937年初在《救國時報》連載。

　　鄧發的兩篇文章恰如陳云文章的續篇。1937年7月，《救國時報》將三篇文章合集為《長征記》出版，第一次向中外讀者介紹了紅軍長征的全過程，引起很大的反響。為支持出版，廉臣和楊定華于1937年7月31日在《救國時報》第144期上發表了捐贈版權啟事。長征期間，陳云是政治局委員，鄧發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其文章極具權威性、真實性，是黨史軍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1937年4月下旬陳云從莫斯科回到新疆，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致力于建立與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統一戰線，在接援西路軍左支隊和培養我黨軍事技術人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鄧發1937年9月由莫斯科返回新疆，與陳云等人一起籌辦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10月陳云任中共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黨代表，11月下旬回延安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鄧發接替陳云任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及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為支持抗戰、培養我軍航空人才和建設新疆做了大量工作。

　　陳云1938年12月兼任中央黨校校長。鄧發1939年11月接替陳云任中央黨校校長直到1943年3月。鄧發任職期間一直住在黨校，不論是教學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后勤工作，事無巨細、事必躬親。他毫無領導架子，與教職員工打成一片，給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特別關心少數民族學員的學習，每半月就到少數民族班一次，親自檢查他們的學習筆記。學員扎喜旺徐回憶，他的筆記鄧發看過兩三次。

　　中央黨校的穩定發展

　　陳云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1939年2月謝覺哉調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日常工作，協助陳云調整了黨校的組織機構，將秘書處、自衛軍大隊部和總務處合并，成立校務部，方仲如任部長，在校長直接領導下統管黨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務。干部部合并于黨總支，總支書記由孫敬民擔任。教務處處長由劉芝明擔任，凡教務性質的工作皆歸教務處，包括黨內教育等。為保證黨政教的一致，各部門負責人皆參加黨總支。學校把“保證教與學的完成”作為全校一切工作的目的和任務，以此規定了教務、校務、總支、班主任、學生的職責和任務。1939年2月底，黨校從橋兒溝搬到小溝坪，校址從此也固定下來。鄧發任校長時期，黨校組織機構、各部門負責人和教員隊伍基本保持穩定，沒有大的變化，直到整風運動之前。

　　教學內容在穩定中有所發展，形成包括三大部分的體系，即常規課程（理論課、軍事課和文化課）、黨內教育（1940年后稱策略時事課）、實習。這一教學體系充分體現了黨校特色。各班次皆有具體詳細的教學計劃，并以課前課后的檢查制度作為執行教學計劃的保證。

　　理論課起初全校都是黨建、中國問題、列寧主義、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五門，后來的課程有哲學、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黨建、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社會科學概論，在不同班次分別開設四至五門。

　　黨內教育是中央黨校的一門必修課，內容包括：1.時事政策大報告；2.黨中央各種決議文件的學習；3.閱讀黨報黨刊，研究與分析國內外時事。黨校將此視為提高干部政治素質、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徑。這類課程一般占總學習時間的四分之一，有些班次約占三分之一。

　　中央黨校在橋兒溝恢復了實習課。陳云、鄧發主政黨校期間，謝覺哉主抓實習團工作。1939年2月至1940年2月，黨校組織了7個實習團共190人，到陜甘寧邊區縣區鄉一邊參加實際工作，一邊調查研究，了解縣情區情鄉情，撰寫調查報告，作為教學的參考資料。有些報告在《共產黨人》雜志公開發表，如《延川縣禹居區三鄉的階級關系和人民生活》《怎樣做邊區的支部工作》等。1940年之后未再組織實習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為學員要用一半多的時間參加生產勞動。

　　這期間，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寇侵華方針改為以“剿共”為重點。國民黨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停發了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掀起兩次反共高潮。抗日根據地面臨嚴峻困難。為了鞏固自己、積蓄力量、謀求發展，中共中央發起大生產運動和學習運動。中央黨校師生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在陳云、鄧發校長的領導下，一面刻苦學習，一面開荒種地，半工半讀，艱苦創業，在大生產運動中取得豐碩的成果，為以后大批干部回延安保留培養，進中央黨校學習打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兩位校長親自授課

　　陳云讀過高小，鄧發只讀過兩年私塾和三年初小，他們都是自學成才的典范。靠著堅持不懈的學習，使他們的理論水平、文化素養與豐富的斗爭經驗和出色的領導才能相得益彰。他們任校長期間恢復了校長給學員講大課的傳統。他們還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發揮中央黨校校長在黨的理論宣傳工作中的作用。

　　陳云給全校學員講授“黨的建設”課。《陳云年譜》記載：1939年中共黨建與群眾工作研究會4次討論陳云擬在中央黨校講課的提綱：3月初討論《中國共產黨》和《最低綱領》。3月8日、13日，討論《支部工作》和《黨員》。4月18日討論《黨的組織原則》和《支部》。《陳云年譜》還登載了1939年陳云撰寫的幾篇講稿：《共產黨的基本組織原則》《組織工作與領導方式》等。

　　陳云講黨建課，不僅在中央黨校講，也在馬列學院講，曾經享譽延安。他講課的最大特點是實實在在，沒有空泛的理論，枯燥的政治說教。他用大量的典型事例，生動活潑的語言，像拉家常一樣闡明黨內生活的基本原則。講“黨員”一課，他這樣開頭：“今天講‘黨員’。我只講兩個字‘到底’。‘到底’究竟是什么意思？用上海人的話說，就是‘翹辮子’，奮斗‘到死’。做共產黨員就是要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最困難的也是‘到底’……”然后他扳起指頭講下去，張國燾沒有到底，顧順章沒有到底……監獄叛變，戰場逃跑，受到各種利誘等等，總之是只想到個人的得失進退，就不能到底。令聽者驚心動魄。他用動人心弦的語言講述先烈們身陷囹圄，慘遭酷刑面臨死亡而堅貞不屈，最后從容走上刑場慷慨就義，革命到底。他也講到在過去“左”傾錯誤路線下，一些好的黨員也會遭受錯誤的對待，但這些同志蒙受冤屈卻堅持革命。到陜北后，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終于分清是非，予以平反。他的課感人肺腑，給學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幾十年后仍然記憶猶新。

　　鄧發任校長期間，黨建課大部分由鄧發講授，一周一次，全校在大禮堂聽，講一次討論一次。除了給全校講黨建課，鄧發還給職工班（三十九、五十班）講授“職工運動”，內容包括職工運動的理論、歷史、方針和策略。鄧發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參加過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和支援北伐，廣州起義時任五區副指揮兼五區工人赤衛隊隊長，1940年初又兼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十分熟悉。他講起課來深入淺出，材料豐富，實例生動，深受學員歡迎。在他的“抗戰中的職工運動”一講中有“敵后工業與工人運動的變動”一節，用大量的數字和具體的事實，詳細地分析了抗戰期間敵后環境的變化，闡述了敵后職工運動的任務、方針、策略和斗爭形式。

　　鄧發對教學工作兢兢業業。他犧牲后，學員荒葦在悼念文章中寫道：“記得有一次我和幾個知識分子同志幫助他抄寫‘講授提綱’時，他很謙遜地說：‘這是要向全校同志講課的提綱，我寫的不夠有條理，麻煩你們在抄的過程中也研究一下，給我提些意見。’”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央連續開會研究形勢與對策。“我們都覺得鄧校長太忙了，他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了，最好今天讓校長休息休息。教務處也很同意。可是，在將上課的前一刻鐘，鄧校長從中央開會回來了，他馬上便叫通知上課。我們要他休息，而他只要10分鐘的吃飯時間，絕不愿因為他一個人的休息影響了1000多人的學習，使得既定的教學計劃時間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