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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成方（1902-1992），湖南新化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調入“中央特科”。1933年5月，協助馮玉祥、吉鴻昌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同年8月調到上海，先后任中共“臨時中央局”警衛科負責人、警衛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工作，協助潘漢年、劉少文恢復和建立黨在上海的情報網，曾負責領導中西功、西里龍夫等日本同志。1939年擔任中央文庫的領導工作。1943年至1946年，主持完成了中央文庫轉移至延安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華東紡織管理局干部學校副校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春秋書店樓上設了“北平特科”
1931年的某一天，北平西單絨線胡同西口的春秋書店悄悄開業了。這是一棟二層小樓，樓下賣的是公開發行的書籍，樓上則是中共“北平特科”的秘密據點。書店老板叫吳成方，他受周恩來指示組建“北平特科”。
“北平特科”嚴格遵守周恩來的指示，“不與黨的地方組織發生聯系，單獨進行情報、兵運、保衛、鋤奸等活動”。
顧順章叛變后，上海中央特科損失慘重。陳賡是當時中央特科情報科長，又和顧順章一起在蘇聯受過訓，為防不測，周恩來命他立即設法轉移至天津，到北方去開展革命斗爭。與此同時，中共順（天）直（隸）省委遭到嚴重破壞，京津大批同志被捕，關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來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楊獻珍趕往天津設法營救，并協助陳賡開展工作。
見面后，陳賡告訴胡鄂公，自己此來任務是在北方建立一個與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質的地下組織。胡鄂公第一個想到了吳成方。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屬“特別支部”秘密黨員，受吳成方直接領導，深知吳出色的領導才能。
吳成方到天津見陳賡，他希望特科建在北平，因為他對北平的情況熟悉。陳賡表示同意，并告訴他：“北平特科直屬中央特科，由周恩來同志領導。”
告別陳賡后，吳成方立即回北平著手物色組織成員。不久，以吳成方、肖明和周怡為核心力量的北平特科成立了。三人分頭秘密發展成員，壯大組織。
“在不損害黨的利益的原則下，要利用所有可以用的人為黨工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吳成方把情報工作做到了國民黨省黨部、憲兵司令部、中央軍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電信局等部門。
給張學良安排馬列主義導師
“九·一八”事變后，“不抵抗將軍”張學良逐漸傾向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向在身邊工作的黎天才透露，希望了解共產黨的政治主張。
張學良的思想動態很快被吳成方捕捉。吳成方馬上想到了潘文郁。潘文郁曾任周恩來的俄文翻譯，實際主持過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31年7月因叛徒出賣被捕自首。潘在獄中時，黎天才來勸降，非常賞識潘文郁的文采，將其保釋出獄，一來二去兩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交。
潘文郁被捕后，吳成方調查了他的表現，了解到他雖被脅迫自首，但拒絕供出黨組織，而是繼續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你被迫寫了自首書，可是你還宣傳共產主義，我們還是拿你當同志看。”在吳成方的勸說下，潘文郁再一次加入共產黨陣營，成為北平特科的秘密情報人員。
吳成方指示潘文郁要繼續加強與黎天才的聯絡，幫助黎天才多給張學良提建議，讓黎天才當好張學良的參謀。
1934年1月，張學良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三省“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黎天才擔任“剿總”政訓處少將副處長。吳成方認為借助黎天才，潘文郁打入“東北軍”內部的時候到了。
當年7月，張學良從歐洲考察回國后，急于了解共產主義學說，黎天才順勢把潘文郁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張學良。潘文郁以淵博深厚的學術功底博得了張學良的好感，張學良委任他為剿匪司令部機要組中校秘書，并尊稱潘為老師。
潘文郁贏得張學良信任后，吳成方借機通過潘把蘇聯塔斯通訊社北平分社記者、共產黨員劉尊棋引薦給張學良，引導張學良發表了有利于團結抗日的言論，為促成張學良反蔣抗日奠定了輿論基礎。
第五次“反圍剿”初期，潘文郁及時將“剿總”的軍事情報傳遞給吳成方，以利中央紅軍擺脫危險境地。但不久吳成方因工作原因調離了北平特科。接任的負責人由于工作經驗不足，導致北平特科失事并集體被捕。與潘文郁單線聯絡的特科成員叛變，1935年3月3日，潘文郁在武昌被秘密殺害。
潘案發生后一年多，張學良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保衛“中央文庫”
1939年底，吳成方接手中央文庫的保管任務。
他找來當時年僅二十來歲的陳來生負責具體工作。為確保絕對安全，吳成方、陳來生不定期地變換地點。首先在新閘路的庚慶里，通過看弄人的關系，借了過街樓下面一棚屋閣樓；后來遷移到陳來生父親經營的切面店的閣樓上；最后又遷回新閘路上一家大餅店的披間里。他們貼墻壁做夾墻，把文件箱子和其他雜物混雜在一起，使人不易察覺。
雖然小心謹慎，但仍然險象環生。一次，吳成方和陳來生到一聯絡點，陳來生剛踏進門，立即被守候的日本憲兵和便衣扣留，吳成方走在后面，得以幸免。1945年，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然而一次聯絡中，吳成方也遭到逮捕，經組織多方營救才獲釋。
中央文庫的文件多次被延安的黨中央調用。1943年，潘漢年從華中根據地帶信給上海地下黨情報系統負責人，需要調有關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的主要文件。為了攜帶方便，吳成方經過精心布置，將中央文庫中相關文件拍攝成照片，裝在干電池的芯子里，并特派交通員送往根據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打算將中央文庫全部運回延安。計劃由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負責將文件運到南京，再由專機運至延安。吳成方讓陳來生將文件裝到幾個航空皮箱里，以便隨時運走。但是，隨著國共談判破裂，內戰爆發，空運延安的計劃遲遲得不到執行。
1948年下半年，吳成方調離，安排陳來生留下來繼續保管中央文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陳來生立即將全部文件送交給了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
從1931年底至1949年5月，長達18年之久的中央文庫保管工作，終于結束了其地下保密性質，安全、完整地交回黨中央手中。（文｜虢安仁）
主要參考文獻
隱蔽戰線春秋書系《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穆欣著 中央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