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愿意為最可怕的戰爭罪行承擔責任，德國又怎么能夠再次成為國際社會中值得尊敬的一員
1944年7月11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寫給他的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的信中如此描述這場種族滅絕：“毫無疑問，這可能是整個世界史上最嚴重、最恐怖的罪行，這一罪行是由一批所謂的文明人，以一個偉大的國家和一個歐洲領先民族的名義，以最科學的方法實施的。”
對許多德國人而言，他們不得不經歷漫長而痛苦的心路歷程，才能接受和認同這一看法。但如果他們不愿意正視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一滔天罪行，如果他們不愿意為德國占領和奴役之下的歐洲國家中發生的最可怕的戰爭罪行承擔責任，德國又怎么能夠再次成為國際社會中值得尊敬的一員？
德國對于自身歷史的反思沒有結束，也永遠不會結束。對于德國如此充滿矛盾的歷史，每一代人都會找到自己的切入點去理解。對歷史的學習，必須包括愿意去正視過去黑暗的一面。沒有人會要求年輕一代為其出生之前的德國人假借德國之名的所作所為承擔罪過。但是，愿意去完整地了解本國歷史，永遠是所有德國人的責任所在，無論他們的先祖在1945年以前就生活在這個國家還是后來才移民至此。這也適用于那些已經決定或將要決定成為德國人的人。用負責任的態度對待歷史，是為了在今天能夠負責任地行動。
如今，在德國很多城市都有紀念猶太人和其他受納粹迫害人群的紀念碑，很多紀念場所都在緬懷受到納粹主義迫害的猶太人和其他受害者，這些都不是因為政府頒布了法令，而是民間的自發行為，經常有學校里的中小學生投身到對所謂“第三帝國”時期家鄉歷史的研究中去。
即便有些德國人出現思想的松懈，淡忘德國在1933年后，特別是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責，他們也依然要不斷重復地面對一個事實：受害者的后代不會輕易忘記這段歷史。黨衛軍和國防軍在很多地方犯下的罪行，在受害民族的集體記憶中無法抹去。這其中包括對列寧格勒長達近900天、造成60萬至80萬人喪生的圍城和饑荒戰術，包括1943年春季在華沙發生猶太人起義后對他們聚居地進行的滅絕行動，也包括1944年10月的華沙起義后對波蘭首都的系統性毀滅。德國必須從1933年到1945年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在任何情況下，每個人的基本尊嚴都是不可侵犯的，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
1945年5月底，在歐洲戰事結束幾個星期后，在一戰中還支持“1914年精神”的托馬斯·曼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發表題為《德國和德國人》的演講。這次演講在他本人看來是一次“德國人的自我批評”，其中有一句話精辟地總結了他反思的結果：“德國人接受了引誘，基于與生俱來的世界主義提出對歐洲霸權乃至世界主宰的要求，而這種世界主義帶來的是它的完全相反面，即最狂妄自大和最具威脅性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作者為德國歷史學家，本文摘自他在德國聯邦議會的演講）
《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27日 03 版）
